新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梁颖、李庭华著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道路与形态研究》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形成学说为依据，在占有大量详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侧重研究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道路与形态的特殊性问题，堪称是一部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深化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道路与形态的学术力作。
谈到中国国家形成道路问题，人们自然首先就会想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习惯于从恩格斯所概括的国家在氏族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中找出一种固定的模式，填进一些中国史料，据此勾勒出一条所谓的中国国家形成的道路，用这种近乎削足适履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国家形成的道路，其结果自然与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难相吻合。梁颖、李庭华认为，恩格斯研究和概述的三种国家形成的形式并非囊括了国家产生的一切形式和途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还谈到了国家形成的其他形式和途径，甚至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以罗马家庭为典型的父权制家族的分析，亦曾科学地预见到由父权制家族阶段进入阶级社会从而形成国家的可能性，只是由于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没能看到这种过渡的实例，因而也就无法将父权制家族与国家形成的具体途径联系起来。很明显，梁颖、李庭华同志撰写此书是下了一番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中缜密周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两位青年学者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实际，使两者达到紧密结合的严谨学风。
感受于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启示，结合对中国历史实际的分析，梁、李两人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新见。他们认为，《礼记·礼运》篇托孔子之言，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提出了一个“家天下”的根本看法，秦汉以后为所有学者所公认。“家天下”的夏商周三代，事实上反映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家天下”统治模式的背后，实际上揭示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条“从家到国”的独特道路；在“家天下”的统治模式之下，其政体必然是一种君主制政体；与秦汉及其以后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体不同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制是一种与宗主和封国相结合的政治体制。
否定和不谈“家天下”，否定和不谈宗统和君统结合所形成的中国早期国家政体的最基本特色，显然是有悖中国早期国家基本国情的。学者们也都认识到了这点，但涉足其中还是不多。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难以解开中国古代宗法制这一谜团。梁颖、李庭华很早就师从钱宗范教授研究宗法制度，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宗法制度的学术基础。因此，本书对中国古代阶级社会中父权家长制家族组织所固有的宗法性、阶级性及其在特殊条件下与国家政体结合的必然性的研究也具有创新意义，为我们正确认识阶级制度产生后的父权制家族提供了重要启迪。
一本书自然不足以解决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道路与形态这样重大的研究课题，但本书提出的独特研究思路是有利于推进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的。这或许是该书的又一重大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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